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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期

大陆幼儿教育的“变脸”

　　中国人历来非常自负，常常固步自封地认为世界唯我独尊。其实，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无知，当中国人一旦得知自己的骄傲其实是建立在虚无的基础上时，随之而来的便是深深的自卑。这种自卑的表现之一便是崇洋媚外。这种思想反映在中国的幼儿教育上，则表现为鼓吹外国教育理念，照搬照抄。从大陆成立第一所幼儿园至今的近一百年中，除了极短的一段时间有所谓“本土化”幼教模式的提倡与推广，其余大部分的时间幼儿园均直接采用引自国外的幼儿教育模式。
　　本报第15期《幼儿教育——中国教育的软肋》曾指出，我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所幼儿园诞生于1903年的武汉，而在1840年，福禄贝尔就在德国勃兰根堡开办了幼儿园。正当我国幼儿教育受到浩劫的同时，蒙特梭利、马卡连柯、皮亚杰等一大批至今闻名于世的幼儿教育专家却活跃于世界各国。这个事实似乎在告诉我们，中国的幼儿教育远逊于国外，于是乎，不少人盲目地认为，但凡一切外国的都是好的。承认我们的差距，这是理智的，但我们不要忘了，几百年间也就出现了一个蒙特梭利、一个马卡连柯、一个皮亚杰而已。
　　尽管中国大陆前幼儿托育及教育机构出现时间较晚，但是中国人从古代便开始重视教育对幼儿的重要性。《易经》便指出培养幼儿为人处世之道是一件神圣的任务。史载，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中国人便已施行胎教。《易经》及其它许多典籍中，无不蕴含着无数教育幼儿的方法与理念。基督教教士马礼逊便于1812年翻译出版了《三字经》、《大学》等书，美国传教士裨治文也用英文翻译过《三字经》、《千字文》、《孝经》等关于教育的中国文献。只是由于这些理念较为分散，且在成立幼儿教育机构之初，大陆正处于西方及日本文化大量传入之际，因此大部分的幼教工作者便直接采用了国外的幼儿教育方式。但到今天，我们仍然不假思索地吸收国外教育方式，却是值得商榷的了。
　　当然，说这些并非掩饰目前中国幼儿教育的不足，而是正确审视自己。中国的幼儿教育，无疑存在着不足，因此，也无疑是一块待开垦的土地，这块蛋糕也是不少外国教育集团觑觎的对象，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很多语言学校和幼儿教育机构也伺机进入中国内地市场。台湾有专家分析，大陆家长们对幼儿教育的重视、大陆政府对民办教育的优惠政策，以及众多尚未发展或处于起步阶段的城镇，为外来投资者提供了大量商机，外来投资者有心与大陆教育组织合作提供培训课程和教材、教具等。如此看来，外来投资者所看重的是一个商机问题，而不是教育。
　　外来资本或外来教育理念的进入，对大陆幼儿教育来说，是一个福音，但同时也是一种考验，面对良莠不齐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我们应该懂得取舍和选择。
我们辜且不论外来的是否都是好的，即便外国的教育家个个都是蒙特梭利，个个都是可卡连柯，但也不一定都适合中国国情。苏联的革命经验在中国的土地上行不通便是一个明证。教育理念谁都可以提，甚至提得很到位，但真正实践教育理念又是另外一回事。由此，先进理念的“本土化”“操作化”是十分重要的。鲁迅早就指出，我们要拿来，我们还要挑选。任何教育模式都是一定民族文化的产物，比如蒙特梭利教育法，是为意大利人所创，几乎所有引进蒙特梭利教育法的国家和地区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了“本土化”的工作。美国引入蒙特梭利教育法便经历了一个“兴”“衰”“兴”的过程，之所以“衰”，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第一个“兴”的时期盲目地、没有消化地“崇拜”，没有经过认真的“本土化”。蒙氏教法在大陆幼儿教育界开始流行是在1994年。蒙氏教法并不是适合每一个儿童的。同时，在中国普遍采用混龄班的形式进行教学也不太现实。金苹果幼稚园在引进蒙特梭利时，便有了新的想法，结合当代大陆儿童的发展，特别强调现代多元智能理论的融入，用自己独有的方法致力于儿童多元智能的发展。
　　现在，也有将国外幼教经验稍加变动的，但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变动，而没有触及本质。这等于是为外国的教育理念穿了一件掩人耳目的衣服而已。更有甚者，将一些经典教育名词变了名称，换个说法，改头换面以蒙蔽家长的眼睛。许多人心仪由国外传入的幼儿教育观点，例如有些人常说的“以儿童为本位”，“顺应幼儿的发展”，“融合教育”，“混龄教学”，“尊重幼儿的个别差异”等，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些教育幼儿的理念其实早在中国的古代，在易经、诸子论述中均已提及。又如现在的时髦说法“感觉统合”理论，其实是艾尔斯博士在1972年首先系统提出的。根本不算什么新鲜事物。但经过一番包装之后，却让许多家长趋之若鹜。
　　正是意识到中国幼儿教育前景可观，国内幼教机构纷纷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甚至一些完全没有教育背景、昨天还在家当全职太太的人也突然心血来潮，借着西方教育理念的雨水与阳光搞起了幼儿教育，宣称什么“成者特质”、“幼小衔接”，而经由一些人包装而成的所谓的知名幼教机构，其实也是许多人闻所未闻的。
　　不仅欧美的教育方式如火如荼地在中国走俏，甚至香港台湾的教育方式也悄然在大陆风行，中国人几乎达到奉外国教育家为圭臬的地步。事实上，我们知道，台湾几乎没有真正自己的成体系的幼教理论。台湾第一所幼儿园是1897年蔡梦熊考察日本后，在台南关帝庙开办的，两年即告关闭。而二战后的二十年里，台湾的幼儿教育都谈不上理想，1945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台湾幼儿园的教材教法是从大陆移植而来的。如：张雪门“行为课程”，熊慧英“五指活动”。台湾幼儿教育的真正繁盛是在1981年公布幼儿教育法之后的事情。当是时，台湾不失时机地引进了国外先进理念，但同样的工作大陆也在做。
　　不可否认，近年来，台湾幼儿教育发生了让人惊喜的变化，但大陆在经过若干年的继承和吸收之后，并不比台湾幼教差。以开放的眼光对待台湾幼教和西方幼教，吸收其成功之处，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也是我们应该抱有的心态。但如果过分推崇台湾幼教或者西方幼教也是值得反思的。说西方或者台湾幼教搞得好，那是指整体水平而言，也不是所有来自西方或者来自台湾的都是优秀的。当然，如果你敢说福禄贝尔能够代表德国的教育，蒙特梭利可以代表意大利教育的话，则另当别论。
　　真正的幼儿教育不在于提出几个新颖的理念甚至几句响亮的口号。不考虑本国的国情，将国外的教育硬生生克隆过来，是一种危险的工作。身体可以复制，灵魂却不能，没有灵魂的教育，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当我们衡量一种教育在另一个地方是否成功移植时，不是看它来自何处，也不在于它是由谁带来的，而是看它是否被这一地方所接受，是否融入这一地方的生活，是否能给这一地方的教育带来质的飞跃。儿童问题咨询专家赵远虹曾提醒中国的家长：千万不要迷信所谓的从国外回来的专家，这与国际接轨无关。同理，我们也不能迷信所谓的外国专家，外国专家也不一定能保证一棵生长在南方的苹果，在北方会比南方生长得更好。